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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春华任天津市副市长 宗国英不再担任

人民网北京11月5日电 (唐嘉艺) 据《天津日报》消息,11月4日,天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相关人事任免事项。其中,会议任命段春华为天津市副市长,免去宗国英的天津市副市长职务。   据人民网地方领导资料库显示,段春华现任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宗国英已任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区长。  其他任免名单如下:  命李清为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免去其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任命李玉星为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财经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其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任命叶文海为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免去谈志芬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免去胡一峰的天津市国家安全局局长职务。  任命张宇为天津市国家安全局局长。  任命康健茂为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免去刘莉、陈晖的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免去张长青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免去刘宝霞的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职务。  任命张海波为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  任命陈晖为天津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段春华,男,汉族,1959年10月生,河北容城人,198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12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  曾任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团委干部、副书记、书记。  1992.04 先后任共青团天津市委副书记、书记,市青联副主席  2001.12 先后任宁河县委书记(正局级),市委农村工委副书记、市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2007.06 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兼)  2014.02 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兼)  2014.11 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政府副市长,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兼)  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人民网资料 截至2014年11月)   宗国英,男,汉族,河南内黄人,1963年8月生,198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参加工作,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曾任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天津海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滨海高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天津市委滨海新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天津市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09.12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副书记  2010.01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2013.01 天津市政府副市长,中共滨海新区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2014.10 天津市政府副市长,中共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区政府区长  2014.11 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区政府区长  (人民网资料 截至2014年11月)编辑:

新华网广州11月1日电(记者毛一竹、刘宏宇)广东省监狱管理局1日晚对外通报,位于韶关市的北江监狱1日上午发生犯人逃脱事件,据初步调查,该监狱警戒设施陈旧,正在进行改造,监狱废旧危楼没有及时拆除,遮挡武警哨兵执勤视线,致使两名罪犯以“搭人梯”方式爬越围墙,一名被电网击倒,一名得以逃脱。  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陈达超介绍,11月1日上午8时40分许,北江监狱罪犯李孟军与吴常贵在车间劳动时趁警察不注意,溜到消防通道撬开安全门,窜到生产区和生活区隔离围墙。9时22分许,二人通过“搭人梯”爬越围墙,吴常贵被电网击中,掉进围墙内,已被控制。李孟军越过围墙逃跑,目前正在抓捕中。  据了解,李孟军,男,1986年4月1曰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湖南省新宁县人,2006年7月21曰因抢劫罪被判死缓,2006年9月27曰投入北江监狱改造,现余刑19年9个月。吴常贵,男,1977年8月7曰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广东省连州市人,2010年1月29曰因盗窃、抢劫、强奸罪被判20年有期徒刑,2010年3月18曰投入北江监狱改造,现余刑13年1个月。  “这一事件的发生,说明我们监狱在内部管理上、在隐患整治上存在着漏洞。”陈达超说。  事件发生后,由广东省司法厅、公安厅、省武警总队、监狱管理局和北江监狱等部门联合成立追逃工作指挥部,组织布控、全面开展搜捕。同时,发布通缉令和悬赏通告,在电台、电视台进行滚动播放,发动群众提供逃犯线索。  陈达超说,这一事件的发生,教训十分深刻,监狱系统将认真调查分析原因,总结和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监狱内部管理,全面整改安全隐患,坚决杜绝类似事件的再发生。这一事件如有人员涉及失职渎职问题的,将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事件如有新进展,将第一时间报告和通报。编辑: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3日起,北京开始执行为期10天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正式进入APEC节奏。与往届会议前人们热衷猜测领导人穿什么服装怎么照合影不同,这次雾霾成了最“先声夺人”的话题。北京及周边河北等省份为减少排放而采取的措施成为外界眼中中国希望当好东道主的最有力证据。2日的北京秋高气爽,它会是中国顺利迎客的好兆头吗?随着奥巴马的“空军一号”飞离中国,北京的空气质量会不会很快恶化?世界媒体的议论七嘴八舌。不过花絮终究只是陪衬,面对即将云集北京的各国元首、高官及商业领袖,分析人士更关心一个实质问题——会议能谈出什么?从中美峰会会给“新型大国关系”注入多少正能量,到中日首脑能否实现“破冰会谈”,从中国想从APEC得到什么,到APEC会否成为中国力推的亚太自贸区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角力的竞技场,世界媒体列出的看点很多,而所有这些都将在接下来一周多时间里一一揭晓答案。  中国做足准备迎接APEC  “今年的APEC领袖会议即将在北京怀柔举行,这不但是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到现在北京所承办的最大型国际活动,也是自2001年上海举办以来,大陆再度当APEC领导人会议的东道主。”台湾TVBS电视台1日这样评论此次APEC会议的重要性。根据日程, 11月5日至11日是APEC会议周,其中5日至6日举行最后一次高官会,7日至8日举行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10日至11日举行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周期间还将举行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等活动。  日本《每日新闻》2日发自北京的报道称,北京市内一些主要酒店门前已经搭建带有APEC标志的牌子,相关地区交通管制也逐渐开始,中国媒体则在积极报道APEC期间部分人放假和旅游的方案。这反映出政府的意愿:为应对交通堵塞、大气污染等问题,适当减少北京市内人口。韩国纽西斯通讯社2日说,随着APEC会议召开在即,中国各项准备工作也是快马加鞭。作为美食大国的中国,打算用各种并不奢侈的特色美食招待世界各国领导人和贵宾,北京烤鸭、叫花鸡、担担面、小笼包等榜上有名。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日称,APEC会议即将在北京登场,当地警方提升反恐等级,数万名警力全天候保持“临战状态”。在会议驻地及会场,人员及车辆都要接受防爆检查。北京市政府1日发布“致首都市民的一封信”,呼吁民众理解并支持官方在APEC期间的单双号限行措施及放假安排,“希望市民当好东道主,为大会做好服务保障”。报道还称,为保障空气质量,北京各工地提前两天启动停工程序,确保3日零时停工到位。监管超过2008年“奥运标准”,堪称“史上最严”。  中国为改善空气质量而采取的努力正是会前外界最关注的焦点。“致信奥巴马:如果北京的天是蓝的,不要上当”,《华盛顿邮报》网站的一篇文章以此为题写道,当奥巴马总统抵达北京出席重要的APEC会议时,如果天空湛蓝他不应感到惊讶。中国政府正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使首都“臭名昭著的雾霾”得到控制。行动规模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相当,从11月1日起,北京及周边省份数百家工厂被要求关闭12天。报道称,去年中国推出高达2800亿美元的改善空气质量计划,包括减少煤炭使用和车辆排放。但挑战巨大,难以立竿见影。有充足理由设想,随着奥巴马访问结束后“空军一号”飞离,北京空气质量将再次恶化。  路透社报道称,中国治理雾霾的一个重点是河北省,河北钢铁年产能达2.86亿吨,超过整个欧盟,2014年前9个月中国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河北占了7个。在反雾霾的斗争中,河北钢厂努力适应求生,比如把更多生产调整到10月和11月底进行,以抵消停产造成的影响。《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31日称,对中国一些网上购物者来说,奥巴马访华不值得欢呼。世界领导人齐聚北京,这也意味着一些网络购物成瘾的人可能要遇到麻烦,因为会期正赶上双十一网络购物高峰。邮递部门表示,APEC会议期间北京和周边地区的快递送达时间难保证。  【环球时报驻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特约记者 李勇 李珍 王刚 青木 环球时报记者 杜天琦 甄翔 柳玉鹏】编辑:

昨日,深圳福田检察院公布三宗职务犯罪案判决结果,涉案者都曾负责基层违法建筑查处工作的监察执法工作,他们分别为曾任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党工委委员兼综合执法队队长的张庆云,曾任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大鹏规划土地监察队队长的张耀坤以及曾任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李文彬。  三人均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新快报记者 张国锋    据福田检察院公布,被告人张庆云,曾任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党工委委员兼综合执法队队长,负责查处违建。2008年至2012年期间,其利用职务之便,为徐某某等六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该六人贿赂。2014年7月该院对其以涉嫌受贿罪依法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据检方指控,张庆云收受6名当事人贿赂,共计现金19万元人民币、30万港元。据张庆云当庭供述,2008年底,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承包了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的拆违工程,为获取非法利益,公司老板徐某某经常弄虚作假。而负责审核工程量的执法队队长张庆云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怎么报就怎么签”。  在拆除一个虾苗厂时,对方报了1400多平方米的工程量,张庆云明明记得该虾苗场只有400多平方米,觉得“做得太过”,对方笑而不语,张庆云还是按照报的工程量审批了。徐某某先后送给张庆云4万元、30万港元。  在庭审中,张庆云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以及出示的证据,均表示无异议。他在法庭上几乎无话,一度又哽咽,称“收了钱睡觉都睡不好”,表示悔罪。    被告人张耀坤,曾任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大鹏规划土地监察队队长。经查实,在2009年至2013年4月,其利用主管查违工作的职务便利,为张某某等人在大鹏街道辖区违建牟取利益。共收受人民币61.3万元。2013年11月福田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其依法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据检方指控,2009年至2013年4月,被告人张耀坤在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任党工委委员、大鹏街道规划土地监察队队长期间,利用主管查处违建的职务便利帮助10人在大鹏街道辖区进行违建,放任大鹏街道办辖区临海的罗香园公寓别墅违建群、较场尾违建楼以及某邦传媒公司违建群的建设。  与张庆云不同的是,张耀坤在庭审时只承认收受了4万元的贿款,并认为其余款项均属过年过节的礼金。张耀坤辩称,一些大型违建有人在背后撑腰,自己没有能力查处。张耀坤还称,自己的执法基本都是按照上级的要求进行,都是执行上头的指示。此外,一部分困难群众为自身住房需要所建的房子,他们在查处现场都落泪,不忍心查处。    2004年,被告人李文彬在担任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期间,利用其担任龙岗街道昔安村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分管旧改、国土规划等工作的职务便利,帮助徐某华顺利地承接了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昔安村旧改房屋拆除工程。之后,李文彬在徐某华的办公室非法收受了“好处费”20万元人民币。经侦查,被告人李文彬将上述款项用于了个人消费。  2013年12月3日,李文彬被深圳纪委带走接受组织调查,在调查期间,李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2014年1月8日,被告人李文彬的家属代其退赃20万元。2014年6月福田检察院对其以涉嫌受贿罪依法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新快报记者从深圳市检察院了解到,近一年来,深圳有3名因查违受贿的执法队长被起诉,多名执法队干部被查办。2013年至今,共有15名街道查违人员(含1名协管员)因为查违中涉嫌职务犯罪被检方审查起诉,涉嫌的罪名包括受贿和玩忽职守,收受的贿赂从几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原标题:

作者:余彪  当涂县在安徽省率先推进村居干部职业化改革。县委明确提出,村居工作者工作时间与乡镇机关保持一致;薪酬由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和绩效工资组成;对工作业绩突出的村居工作者选拔兼任乡镇副职,享受相应的基础工资和政治待遇。  不过,这一做法也引起了政界、学界的争议。笔者结合在辽宁凤城、浙江店口、湖北宜昌等地的调研情况,对此进行逐一探讨。    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于地方实务部门。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我国大多数农村的集体经济一直都很薄弱,相应的村干部的报酬和待遇也维持在低水平。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国家启动税费改革进而取消农业税以后,村集体丧失了几乎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变成了所谓的“空壳村”,无力支付村干部的工资,提高工资更是无从谈起;但是与此同时,随着近些年国家以工哺农政策的推行,村庄治理的各项事务越来越多,村干部的任务越来越重,两相比较,村干部的工作动力严重不足,出现了所谓的村干部“难选、难留、难有作为”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判断,出于加强基层经济社会管理的工作需要,基本上与税费改革同期,全国各地陆续采取了以提高村干部待遇为核心的村干部职业化改革措施。  以辽宁凤城、浙江店口、湖北宜昌等地的情况,虽然各地具体措施和推进程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政策改革的主要倾向高度一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比照当地公务员工资水平,实行月薪制或者是年薪制,由县乡财政统筹解决,村干部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三万元。同时,政府对村干部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实行部分补贴甚至是全额补贴,以此来解决村干部的后顾之忧。其二是打破村干部的行政村范围限制,实行全乡全县范围内的村干部公推公选和流动任职制度,有的还公开招聘大中专学历的优秀人才担任村官,此外还打通村干部的晋升渠道,优秀村干部可以提拔到乡镇领导岗位。其三是实行脱产化专业化的工作模式,很多地方开始实行严格的“朝九晚五”值班制度,保证村民有事都能够在村委会找到村干部,同时加强对村干部的职业培训提高其职业化水平,建立起一整套考核奖惩的管理办法。  就村干部职业化的效果来看,根据笔者观察,有以下几个方面好处。首先,村干部岗位的吸引力有所增加,相较于税费时期村干部工资须从农户手里要的麻烦,地方财政保障让村干部省心不少,再加上报酬逐年上升,也构成了村干部家庭中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对村干部更有吸引力的就是养老保险,对这点普遍反响很好,普通的村民对村干部最羡慕的也是这点。其次,乡政府对村干部更好管理了,村干部要想拿到相应的工资,就必须要完成相应的考核任务,村干部大多感觉到比以前要压力大多了。有的地方村干部任职打破了行政村边界,原有的家族势力难以凭借,这也有利于乡政府对村干部的管理。其三,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有所增加,村干部群体的知识化多元化开始显现。之前大学生村官之所以留不住,就在于待遇低而且看不到发展的希望,实行村干部职业化后待遇大大提高,往上走的空间也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心态变得平衡,愿意踏踏实实做事。    在地方积极推进村干部职业化的时候,诸多的学者却对此持一种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  要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我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有300多万的村干部,如果都比照公职人员发放工资,那么每年就要多几百亿的支出负担。其二是与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不符。村干部包括村委会委员和支委会委员,村委会是我国基层的群众自治性组织,支委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而不是官员,以公务员标准对待和要求村干部与村民自治相悖。其三是村干部职业化与农村传统习惯不符。我国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农民的认知和行为遵循着远近亲疏的原则,历史上长期以来实行的就是“乡绅治村”的非正式治理模式,村干部职业化以后反而得不到村民的认可,增加了治村的难度。  从笔者的农村调查来看,上述的某些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比如2012年笔者在辽宁凤城C村调查,当地的村干部每年收入是1万多元,村民觉得村干部的工资已经很高了,但是村干部却觉得工资太低,自己当干部纯粹是为村民为国家做贡献,可见当前干群在村干部待遇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而在国家不断提高待遇的现实下,带来的结果就是,村民认为村干部成了国家的人,与我们老百姓是不一样的,不经意间村干部与村民的心理距离就拉大了。与此同时,村干部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那就是村干部自身越来越把自己当干部,而且是把自己当成是国家的正式干部,反正我拿的是上面政府的工资,将来退了养老也是靠政府,只要把上面交办的任务办好,其他的事情能不理就不理,能拖的就尽量拖,如此,村里内部的很多公共事务村干部反而不关心了,村民虽然对此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因此,提高村干部待遇并没有使村庄治理有较明显的改善。  再比如,2011年笔者在湖南湘潭M镇调查,该镇由于交通条件优越,被县里确立为美丽乡村示范片建设区,为了加强村里面的工作,上面选派了好几位大学生村官。我们调查的时候,这些村官已经任职好长时间,但是却发现他们基本上对村庄情况很少了解。他们平常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镇里坐机关,而很少下村与老百姓打交道,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下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他们在村里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村干部完成一些文件写作和整理工作。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他们对村官也感觉到很陌生,更谈不上信任,觉得他们是外地人迟早要走,真正要办事的时候还是找本村的干部更可靠。实际上,从这点可以看出,假设是实行村干部职业化,比如实行村干部的跨村流动任职,要建立干群之间的信任关系,进而树立干部的权威,将面临着更高的成本。  总之,村干部职业化确实对村民自治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村干部成为县乡政府“代理人”的角色越来越浓厚,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村干部越来越习惯于往上跑,他们与普通村民的关系呈现出日益疏远的趋势。这与村民自治的要求日益背离,给村庄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    既然村干部职业化有利有弊,那么该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要把这个讨论清楚,根本上涉及到我国农村村级组织的定位问题。  实际上,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以来,很多人就意识到我国村级组织同时承担了两种功能,一种是村庄的内部事务的管理,还有一种是上级政府交办的各种行政事务,前者属于村民自治本来意义上的范畴,后者则是县乡政府行政功能的向下延伸。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级组织对于上级行政事务只起协助作用,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则演变成村级组织的义务,因而村级组织事实上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就主张在行政村另设村公所,村委会只负责村庄内部自治事务,上级的行政事务则由村公所负责。因此,在村务和政务没有分开的时候,村级组织的准行政化事实上难以避免。而在村庄集体经济普遍薄弱的情况下,村民自治更加难以真正地发育和运转起来。基于以上两点考虑,再加上近年国家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笔者认为村干部职业化是值得探索的。  不过,须引起注意的是,村干部职业化并非是要把村干部完全的公务员化,村级组织毕竟还是定位于自治组织,为了维持其自治功能,维护村庄的公共利益和村民的民主权利,在探索村干部职业化的过程中,可以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是重视发挥民意在村干部考核中的作用。如上所述,村干部在日常的工作中,其实同时负责“村务”和“政务”两块事务,其工作报酬应该也是分为两块,尽管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这两块都由政府进行统一支付,但是在支付之前应该重视民意的作用。在各地的做法中,一般是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绩效方面主要由乡政府进行考核,尽管也会听取一定的民意,但是还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于是村干部工资就变成了乡政府说了算。可取的做法是,将村干部的基本工资定低一些,而将绩效工资定高一些,同时充分发挥村庄内部民主由村民讨论决定村干部的考核成绩,如此,虽然工资是政府发的,但是也照顾到了村民自治的要求。如此,才能使得村干部同时感受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压力,并且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应有的平衡。  其二是可以尝试以行政村为单位下拨相当的工作经费。当前,各地为了提高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主要手段就是提高村干部的待遇,工资和奖金直接打到村干部的个人账户上。但是村干部的工资应不应该提高,应该提高多少,不应单纯地由政府来决定,还应该考虑村民内部的意见。现在有的地方将村庄干部尤其是主职干部的工资提得很高,但是其他的民选副职干部、组长及村民代表,他们在村庄里的作用也很大,承担的任务也不少,报酬却差很远,这也引发了他们的不满,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更为可取的是,政府应该通过资源的输入撬动村庄社区的整体关系,将其内部的活力激发出来,比如就可以行政村为单位下拨相当的工作经费,然后由村民来讨论如何分配使用这笔经费,工资占的比例多少,村干部之间差别多大,这样出来的分配方案也更能够得到村民的认同。  其三是村干部优先由常年在村的村庄内部成员出任。的确,跨村任命村干部甚至选聘大学生村官,有利于克服村庄内部的派系矛盾,有利于落实政府的各项政策,也有利于提高村干部的业务水平,但是也要警惕村干部演变为“走读干部”脱离群众。当前县乡干部的走读现象颇为普遍,群众办事困难多有不满情绪。村干部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有的地方村干部住在城里,有事的时候才下村来看看,成为所谓的“不在村干部”。如果让外村人甚至更远的外地人担任村干部,即使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增加了,政府也进一步加强监督考核工作,很可能也难以解决村干部的走读问题。鉴于农村工作纷繁复杂,群众工作事无巨细,农民也没有严格的上下班概念,在同等的条件下还是应该优先由常年在村的村庄内部成员出任。他们担任村干部,村民比较容易建立信任感,村干部对村庄各方面情况也比较了解,村民有事随时可以找村干部,并不一定限定在工作时间,干群关系不易疏远。(作者单位:

分类(小说)| 2016-04-09 03: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