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拯救银行不良资产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潘金生、吴慎之教授接受校报专访

记者：
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高已经是个老问题了，您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成因呢？
潘教授：
我觉得主要有体制的原因。比如国有银行的固定资金是由财政部拨的，流动资金定额与超定额两部分。定额也是由财政拨的，而超定额的部分主要是解决临时性的，周转性的，季节性的资金的需要。也就是说银行在很小的领域内把钱贷给企业。而国有银行与政府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如果不还呢，或者不了了之或者就像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样豁免了。农业贷款更是如此。因此农业银行基本上都有着不低的不良贷款率。打个比喻银行和企业就像是父子关系，后者依附着前者，到时候你就得给我钱。所以体制原因可以说是不良资产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然成因中不光是体制的原因，像我国的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又比如在处理不良资产的同时还要发放员工的工资，前清后欠也是不良资产 形成的重要因素。正是有了前清后欠的现象，于是又出现了所谓的“安定团结贷款”，而贷款是要周转的，所以又形成了新的不良资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产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调整过程中也要通过收购、兼并、贷款等途径来完成。总而言之，不良资产的形成是由众多因素综合形成的。
记者：
既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的形成综合了众多因素，我国的金融业现也面临着入世的机遇和挑战，尽快解决不良资产的问题也迫在眉睫。您认为该如何做才能消化巨额不良资产呢？
潘教授：
关于清理不良资产，现在也实行了许多办法。就拿不良贷款来说吧，我国已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贷款剥离，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运作，将其包装运作后出售或实行资产证券化来消化它。国外这方面就比较发达，他们有被称作特别处理公司的专门机构SPV，通过特别处理公司将不良资产打包并证券化。我国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也尝试与SPV合作来消化不良资产。另外还有债权转股权的方法。简单说就是资产管理公司作为股东对不良资产的运作进行监督。还有就是要避免我前面说的前清后欠的出现，要堵住低信用客户的漏洞。因为原来银行的贷款都是信用贷款，现在光靠信用机制不行了，已经出现了信用滑坡，我想将来会逐渐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信用管理系统。其中应该囊括一切个人的经济信息，如你的银行消费贷款，你的交税纳税情况，你在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情况，你与工商，税务，银行的情况等等。这些信息都集中在一起，这样才可以防止信用道义风险。其实现在很多部门、地方已经开始建立这类制度了，像工商部门就实行了这类有偿服务。现行《公司法》有规定，如果你的公司一旦破产，5年内不能以你的名义作为法人代表申请再开公司。这就预示着将来是信用社会，缺乏信用你将寸步难行。
记者：
近期工商银行被权威金融杂志英国的《银行家》评为“全球最佳网上银行”。工行在9月4日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宣布向全国461所高校发放近14。09亿人民币的助学贷款，预计将有208882位学生从中受益。虽然事实证明了工行的能力和财力，但回首过去几年大学生逃贷的严重现象，为什么作为商业银行的工行还甘冒此险呢？
潘教授：
我认为首先这里有一个观念的转变。首先“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对教育事业予以巨大的支持这是应该的。其次，随着信用制度的完善和建立，银行会想一些办法堵住逃贷的漏洞。像工商部门已经建立了信用档案并实行了有偿服务，这些信息跟踪，档案建立和社会观念的转变也使得逃贷越来越难。
记者：
虽然国有商业银行仍背负着巨额的不良资产，但像工行，建行等却有着一套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据统计建行上海第一支行至2001年底在其89亿的贷款中，不良贷款率仅为0.39%，您觉得建行在控制不良资产方面有什么秘诀呢？
潘教授：
关于建行如何控制不良贷款我有一些切身体会。我的一个研究生现在建行总行的风险管理部工作。他与吴敬琏，樊纲的博士生在一起工作。他们对客户有许多软指标和硬指标，将客户分得特别细，以次来控制风险。而且他们对客户的资料掌握非常详尽全面，必要时运用法律手段也必不可少。
记者：
能否介绍一下软指标和硬指标？
潘教授：
所谓的硬指标譬如资产负债率，不良资产比率，存贷比率，集中在某个大客户的贷款占整个贷款的比率等。软指标是指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的品德如何，企业的人文环境和领导、职工的价值观如何等。
记者：
您认为我们的其他国有银行在控制不良资产方面该如何借鉴建行的优秀管理方式呢？
潘教授：建行的风险管理部的指标分得非常细。比如同样是AA类的企业，在细目中这方面是强项，那方面是弱项，那在管理中就要抓住突出的弱项可能产生的问题。大的归类是AA类，但在内部存在着更细更严格的指标。
另外建行对风险的管理有自己的判断和取向。拿股票来说，他们从不轻信股评家和报纸的评论，从来都有自己的判断分析方式。所以有先进独特的管理经营方式也很重要。
目前建行与国际知名的资产评级公司穆迪，标准普尔挂钩，移植吸纳它们先进的理念，管理方式将之本土化。当然建行内部一些先进的东西，像内部改革，机构扁平化也值得借鉴。
记者：
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还未消除，另一问题又出现了。随着中国加入WTO，外资银行纷纷涌入，抢走了国内大批高端客户。像花旗银行进入上海时，大批老百姓怀里揣着钱，却放着家门口的国有银行不存，一定要存到花旗。可谓内忧外患，您认为国有银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潘教授：
我认为现在迫切要解决的是不良贷款前清后欠的问题。要从这个根本点出发，商业银行必须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正如你刚才说的现在是形势所迫必须走这一步了。因为我们的时间表已经定了。入世后，外资银行业务开放，5年后，利率开放的话对我们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所以必须尽快地对落后的机制进行改革。
首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要改造成股份制商业银行，将形式上的股份制改造成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组成的实质上的股份制，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则去运行。只有机制，组织形式，内部职工的管理、奖惩制度，资本的重用，劳动分配制度都改革了，企业、银行才能轻装上阵与外资银行一争高下。

采访过了潘教授，我们又就亚洲其他一些国家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的问题采访了吴慎之教授。
记者：
1997年爆发了金融危机，给韩国，泰国，印尼，菲律宾这“亚洲四小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冲击。迫使他们做出了许多实质性的改革，最主要的就表现在处理不良资产方面。例如韩国成立了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加快了银行对坏帐的剥离，它的经济复兴增长点以由私人消费取代了出口，最新统计韩国的资产管理公司以消化了近60%的不良资产，居“四小龙”之手。而印尼和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不良资产的处置与外资的流入有密切的关系。您觉得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的处置能不能借鉴“四小龙”的经验方法呢？
吴教授：
国外的不良资产情况与我们国家还有些不同。除了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国外银行还采取收购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债权转股权。将不良资产包装后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公司再进行包装打造出售。债权转股权中最关键的环节其实上股权变现。就像新闻媒体最近报道的我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都在拍卖股权。另外也通过银行的兼并来处理不良资产，兼并方承担被兼并方的债券。所以大量外债可以通过银行重组来解决。借鉴的问题我认为应该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虽然印尼和我国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两国的国情不同，97金融危机爆发前印尼的经济就已经与国际接轨了，所以不能简单的借鉴他们的管理方式。除了刚才谈到的债权转股权外，引入外资也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通过合作将不良资产卖给外资，转嫁风险。但不良资产是信用度很低的资产，外资如何肯接受呢？这就涉及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问题。必须通过分门别类的包装来出售，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信用升级。右国家或有政府背景的中介机构出面担保，因为许多中介机构的 信用度比银行要高，这样便易于出售不良资产做到了信用升级。中国现在也正在试点这种方法，但主要还是通过拍卖来处置不良资产，下一步将在建设银行试行住房抵押贷款。
其实一切归根结底还是要根据我国的国情来看，国外的不良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很通行的做法，但在中国就行不通了。一切要根据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