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10日，中国公民甲被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达公司（下称海达公司）聘为外派船员，双方签订了《外派船员合同书》。《合同书》规定，外派船员自离开中国国境时起，在外轮工作期间因工致伤、致残和生病、死亡，均按中国劳动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海达公司和大连海福拆船公司（下称海福公司）签订有《雇用船员合同》，同年7月25日，甲即被外派受雇于海福公司所属的巴拿马籍“佳灵顿”轮工作，期限为一年。海福公司依据和海达公司签订的《雇用船员合同》第13条关于“船员受雇期间人身、行李安全按保赔条例第282章”的规定，对包括甲在内的受雇船员在大连保险公司投保了人身保障和赔偿险。甲受雇后，即随船工作。1989年11月28日，“佳灵顿”轮在土耳其汉为港卸货，甲在机盘货紧固舵机底座螺丝时，左手食指被砸伤，中指亦受伤。经当地医院简单处理后，于同年12月1日被送回北京。经国内医院治疗，终因伤势过重，受伤的左手食指被截掉一节。住院治疗期间，甲共付医疗费人民币11145.54元。出院时经法医鉴定；其左食指第一节残缺（指截掉），近掌指骨关节僵固，指关节大部分不能活动，鉴定费人民币90元。甲出院后，多次找海福公司解决伤害赔偿之事，均被拒绝。甲于1991年7月1日向大连海事法院起诉，认为海达公司与海福公司签订的《雇用船员合同》第13条的规定，是海达公司为了船员利益而争取到的船东对此种雇主责任的承诺，故要求海福公司支付2184美元的保险赔偿金，赔偿其工资损失4441.67美元和医疗费人民币 11145.54元。

（1）根据本案上述案情，我国法院在审理时应如何定性？

（2）在适用法律上，我国法院可援用的相关规定是什么？为什么？

（3）在本案中，能否适用“香港雇员赔偿条例”？为什么？

（1）本案可以识别为涉外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本案中的涉外因素是侵权行为的事实发生在外国领域，且原告在外籍轮船上工作。

（2）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6条第1款的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的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个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或者住所地法律。在本案中，侵权行为发生地是土耳其，似乎应适用土耳其法律。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87条的解释：侵权行为地的法律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两者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用。本案中，甲回国治疗时被确诊为截肢，并因此而支付治疗费，可以被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这种结果发生在中国境内，因此可以适用中国法律。另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国籍相同，并在中国有住所，也可以适用中国法律。

（3）不能适用于本案。本案属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问题，不是合同上的责任。并且甲只是合同一方为履行合同所提供的劳务人员，其所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与该合同法律关系无关，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受害人本人，海达公司不能代替。所以，本案中不存在适用“香港雇员赔偿条例”的问题。

国际私法中的识别问题见11题。

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一般原则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而在侵权行为实施地与损害结果发生地不一致时，法院可以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与损害结果发生地法之间选择适用。而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个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或者住所地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