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在学制上最令人困惑之处，即在大学与学院的分别。与「学院」(colleges)相比，牛津「大学」(university)是晚近的产物。早期牛津的发展是以学院为中心，系由学人(很多是十二世纪时英王由法国巴黎召回者)群聚组成，以培养神职人员为目的之机构，其后也有由兴学家或基金会捐助办学而设立的学院。至于各学院共组「联盟」，集成行政管理事务，则是后来的事。时至今日，每一个学院仍保有招生与授与学位的自主权。由此角度来看，每个学院其实相当于我们概念中的大学，而「牛津大学」则较接近「联盟」的概念。这为什么每一个牛津学生，名义上是属于「某某学院」，而申请入牛津的人，必须同时通过系所与学院的许可，才得入学的原因。
今日牛津四十五个学院，除了某些纯由讲座教授组成或专科学院以外，大部分的学院皆招收研习法律的学生。学院与大学的分野，对于英国本地的毕业生，仍具有相当意义。关键在于大学部(undergraduate)的教育，系由每个学院的导师(tutor)负责安排。每个学院学风如何，导师的专长与督课风格，自然对学生的养成有所影响。因此，即使如牛津如此水平整齐的学校，学院之间仍隐然存在等级之别，而学院间在毕业生成绩好坏与就业口碑上的竞争，往往也相当激烈。当然，对英国人来说，自己由那一个学院毕业，也有背后的社会网络与人际意含。
学位与学制
牛津大学的学位体系沿袭自己的传统，独树一格，往往也是混淆的来源。学士学位一般三年即可取得，学生亦可选择多加一年，至欧陆国家作交换学习。一年级生须修习三个基础科目：罗马法或法学绪论(二择一)、刑法、及宪法，并接受初级考试(Moderations)。其余的两年则须修习八种其他法律科目，包括必修的侵权行为法、契约法、土地法、信托法、欧体法、行政法、及法理学，并在第三（或第四）学年底接受毕业考试。
真正独特的是教学方法。牛津大学部的主要教学方法，至今仍维持传统的导师课(tutorial，或可意译为「小班教学」)，大堂演讲课(lectures)或讨论课(seminars)只是补充性质。开学前学院的导师会与学生讨论该学期要修习的科目，通常在一到两科之间，并为其安排授课导师。授课导师会将主题，阅读书目，以及报告题目事先交给学生。学生必须在上课时，就指定题目撰写约二千字的报告(essay)一篇，带到课堂，在老师与同学(每班最多不超过三人)面前宣读，并接受诘问与评论。在此过程中，由授课导师针对个别学生的需要，给予鼓励，厘清观念，或进一步的指导。每学期结束，授课导师必须将个别学生的成绩表现，汇报给其学院的负责导师知悉，再由其续予「鞭策」。因此，牛津的学期虽然只有短短八周，每学年三学期，但其教育却相当扎实，关键即在此种教学方式。
法律图书馆
牛津的另一个优势是它的图书资源。总图名为波德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是英国五个版权图书馆之一。所有在英国出版的书籍，依法必须送一册至该馆保存。悠久历史以来所珍藏的善本书，益增牛津的吸引力。但可悲的是，大部分法律系的学生无缘享受惬意博览群书的乐趣。法律人超时工作，世界各国皆然，为此牛津专设波德廉法律图书馆，并把系办公室与大小演讲厅、讨论室，放在同一栋大楼，让学生可以从早到晚在里面「扎营」苦读或上课。法律图书馆属于牛津少有的现代建筑，空间宽敞，学期中开放到晚上十点，颇受外系同学的好评。馆藏四十多万册的书籍、期刊，按照法系与国家分类，相当齐全，辅以电子数据库，足供研究所需。此间没有「普通」与「研究」图书馆之分，所有的法律资料皆集中在同一个图书馆，供学生使用。资料不得外借，目的在确保要用的人能找得到。由我们的观念来看或许觉得不方便，但对每天都要写报告的牛津学生而言，有其必要性。其他的资源还有如经济或社会科学的专科图书馆，或学院的图书馆，在此不作详述.
学术成就
来牛津要学什么？在那些法学领域，牛津是独步全球，不可替换的？牛津法学的范围，既深且广，穷毕生之力也仅能触及一小部分，笔者仅能以一个自台湾来此求学学生的角度，提出一隅之见。
首先，普通法法系与大陆法法系，在思维方法上，似有根本的差异。非常粗略地来讲，普通法本质上是案例法，法官所作的判决是主要法源。英国的法学教育，特重判决的研读。英美法的判决篇幅较大陆法系法院的判决长许多，而且不是百分之九十胪列两造的辩论意旨，再加一段法官微言大意了结：恰恰相反，判决的主要部分在于法官的论理。对想到英国大学就读的同学而言，阅读判决的速度及抓重点的能力，是需要花时间培养的。但这里要指出的是此种思维方法对英国法学的影响：首先，他们特别注重法的实用性，对他们来说，law is what law does.其次，其背后假设是，既使是法官，在行使其职权时，终极而言仍需以说理服人。两造辩论、法官判决、学者批判，主要皆以判决中主旨及论理为本，法学便在此种过程中发展。这些对法的基本观点，似乎贯通英国法学的所有领域。
但务实的态度，并不表示背后缺乏哲学思考。恰恰相反，牛津是当代分析法哲学(analytical jurisprudence)最权威的学校。晚近最重大的发展，当推法理学讲座教授哈特(Herbert L. A. Hart)，在其「法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一书中，大幅修正奥斯汀的法实证主义，奠定了新一代法理学的基础。哈特退休后，其讲座由当时不到四十岁，批评哈特的理论最力的德沃金(Ronald M. Dworkin)接任。他每年至少会由美国来牛津一学期讲学，他的讨论课总是将University College小小的房间挤爆，雄辩滔滔，甚是有趣。德沃金于九八年退休后，由年仅三十五岁的John Gardner于二００一年接任。系上其他的法理学老师还有与哈特同着书籍的Tony Honoré、哈特的大弟子，法实证主义的大师Joseph Raz、自然法学派复兴的历史功臣John Finnis、专研法理学与语言的Timothy Endicott、着有「法的客观性」(Objectivity in Law)的Nicos Stavropoulos等人。这些学者尽管已相当资深，仍着述不断。他们上课多半像哲学式的辩论：针对同一篇教材，由老师引导，与学生进行讨论。例如Raz与Finnis两位先生，彼此观点虽南辕北辙，但多年来合开讨论课。他们极少将自己的见解带到课堂上来，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对学生所提的看法加以剖析、诘问。每个论点内部的矛盾，背后假设的偏见，在这样一来一往中，皆无所遁形，而不得不予以修正或补充。牛津近年来专研法理学的研究生，为数众多，与哲学系的师生往来亦很密切，可以求教的人力资源众多，是学习法理学的好环境。既使不是专攻法理学的老师，亦经常以法理学的角度讨论问题。哈特的「法的概念」有类似圣经的地位，有的老师甚至建议学生将它放在床头，每日睡前诵读。每个大学生在如此耳濡目染下，对其中的论证亦大多了然于胸。研究生的论文，指导教授亦常鼓励其加入理论的成本。对法理学的注重，弥漫于整个法律系，这可能是牛津学生习于深思法条或判决背后论理的额外原因。
最后,无论如何,牛津大学法学院是非常值得来的.